以法治护航民企：库车涉企案件中的争议与司法镜鉴

　　中国司法始终以 “平等保护市场主体、坚守程序正义” 为核心原则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“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”，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发布的 12 件保护民营企业典型案例更印证了这一导向 —— 从 “某工程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再审无罪案” 的罪与非罪厘清，到 “某科技公司破产重整案” 的权益拯救，司法实践正以规范尺度为民营经济发展托底。然而近期新疆库车市审理的成都某科技企业负责人王瑶涉嫌 “开设赌场罪” 一案，却因管辖权限、证据采信等程序争议引发关注，将 “如何通过规范程序保障民企权益” 的命题再次推向公众视野。

　　一、合规定性之争：同品异查与罪刑法定的司法坚守

　　库车案的核心争议始于涉案游戏的合规底色。公开信息显示，该维汉双语游戏已获国家合法版号，工信部鉴定明确不具备赌博功能，多名刑法专家亦认为其不符合 “开设赌场罪” 构成要件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公安机关仅对维语版本立案，汉语版本及同类产品仍正常运营，这种 “同品异查” 的立案差异，与最高法 “某工程公司再审无罪案” 中 “严格区分罪与非罪” 的裁判原则形成鲜明对照 —— 该案中法院因 “无充分证据证实主观故意” 改判企业无罪，彰显了 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” 的底线。

　　司法实践中，对涉企案件的定性向来坚持 “资质优先 + 实质审查” 双重标准。如 2024 年浙江某游戏公司涉赌案中，法院以 “已取得版号且无金钱兑付机制” 为由，直接驳回公诉机关指控。而库车案中，在合法资质与权威鉴定双重背书下，案件仍进入审理程序，这种定性分歧恰是公众关注的核心：当企业已履行合规义务，司法如何避免 “选择性执法”？

　　二、管辖程序之惑：层级规范与监督刚性的实践对照

　　“管辖合法是程序正义的起点”，这一司法共识在近年案例中得到充分体现。库车案中，涉案企业注册地、经营地均在川沪杭地区，被告人非新疆居民，根据公安部《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跨省涉企网络犯罪应由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，而库车市公安局作为县级机关的管辖依据始终未明确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新疆高院曾要求地区中院调查程序问题，但库车法院仍继续庭审，这与某跨省网络诈骗案的处理形成反差 —— 该案中基层法院在上级启动审查后立即中止庭审，待管辖问题厘清后方才恢复。

　　最高法发布的 “某电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” 更凸显程序规范的重要性：法院直接认定 “背靠背” 条款无效以保障中小民企权益，传递出 “程序瑕疵足以影响实体公正” 的司法态度。反观库车案，管辖权限的模糊性与上级监督的弱化倾向，恰是法律界担忧的关键 —— 正如法学专家指出，“县级机关管辖跨省涉企大案，既不符合级别管辖规定，也可能影响证据核查的全面性”。

　　三、证据与辩护权之辩：瑕疵审查与权利保障的常态实践

　　证据采信的严谨性直接关系案件走向。库车案庭审中，辩护方提出四项核心异议：维吾尔语证据翻译错漏且译者存关联关系、300 余万 “赌客” 无数据支撑、充值记录与经济状况矛盾、鉴定报告程序缺失。这些异议至今未获明确回应，而 2025 年常某开设赌场案的处理则展现了常规司法尺度 —— 二审法院因 “缺乏赌博网站鉴定、审计报告失效” 直接发回重审，重审后违法所得从 357 万调减至 92 万，刑期大幅缩减。

　　辩护权保障方面的反差更为明显。库车案中出现律师发言受限、辩护资格被解除的情况，怀孕被告带病出庭更引发关切；而最高法典型案例 “某医疗科技公司专利权纠纷案” 中，法院当庭促成一揽子和解，辩护律师全程充分参与质证辩论。这种差异恰印证了《刑事诉讼法》的立法初衷：“辩护权是当事人核心诉讼权利，其行使程度直接反映司法公正水平”。

　　四、羁押与监督之盼：期限合规与纠错机制的现实拷问

　　“羁押期限是司法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平衡杆”，最高检规定一般刑事案件侦查羁押期最长 7 个月，而王瑶已被羁押超 650 天，远超法定上限。辩护方多次申请取保被驳回，这与近年 “某证券公司执行案” 中 “规范执行、避免过度羁押” 的实践形成对比 —— 该案中法院对被执行民企负责人优先适用取保，保障企业正常经营。

　　更值得关注的是监督程序的运行效果。库车案辩护方向最高法、最高检递交的监督申请，部分被转回当地办案机关，而 “韩某某集资诈骗涉案财产处置案” 中，最高法通过再审直接解封非涉案合法财产，展现了上级监督的纠错效能。这种差异让公众期待：当基层程序出现争议时，上级司法机关能否如典型案例中那样，以 “提级审理”“指定管辖” 等方式打破僵局？

　　结语：司法底色不变，人为偏差可纠

　　梳理库车案争议与近年司法实践可见：管辖权限存疑、证据瑕疵未查、羁押超期等问题，绝非中国司法的主流常态。从最高法发布的 12 件典型案例，到常某案、浙江游戏公司案的规范处理，司法机关始终以 “保护民企合法权益” 为己任。库车案中出现的程序争议，本质是个别环节的人为操作偏差，而非司法体系的系统性问题。

　　正如被告人亲属所言：“相信法律的公正，期待规范程序带来公道”。当前上级司法机关已纳入审查的监督申请，恰是司法自我纠错机制的启动信号。参照 “某工程公司再审无罪案” 的纠错路径，若能通过权威核查厘清管辖依据、严格审查证据合法性、规范羁押期限，不仅能还当事人公道，更能以个案公正强化民营企业对法治环境的信心 —— 这正是 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 的生动实践。